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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转土地后,崔某很快投产经营,在500余亩土地上投入大量资金,共建设75栋设施农业大棚、种植2万余株桃树,并建设小型钻井七口及办公用房和仓库共四栋。2017年,因经营不善,崔某开始拖欠村民土地租金,随着恶性循环开始,部分土地逐渐撂荒弃管。村民们也知道崔某的难处,选择了等待BB·体育,谁知到2018年,农户还是没有收到土地租金。
无奈之下只能将崔某起诉到法院,要求给付租金。因事实清楚,法律关系明确,判决很快生效并进入到执行阶段。而此时的崔某,却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。“租金拿不回来,我们不能看着土地这样荒废下去吧,我们还是得继续起诉,要回我们的土地。”老张说。2022年,150余户村民再次来到法院起诉,这次,村民要收回土地。此时,白晶来长岭法庭任庭长刚一年多一点。当她出现在村民面前时,村民们投来不信任的目光:这么大的事,这个女娃子能解决吗?了解案件情况后,白晶马上组织法庭成员集体展开研究,事关150余户村民的切身利益,如处理不当,造成的后果无法想象。
大家认真考虑各方利益BB·体育,多次到现场勘查研判,最终一致认为,本案被告崔某确实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经营,如果直接判决拆除大棚,返还土地,投资者可能难以为生,并且造成资源严重浪费;但如果不解除合同,农民不能获得土地租金,又拿不回土地耕种,等于失去了生存基础,必然会带来大量社会不稳定因素。针对上述情况,白晶立即联系长岭镇政府,启动联动调解机制,法庭与镇政府共同分析研判,联动化解矛盾纠纷。
一方面,白晶与崔某进行多次沟通,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其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现状,从法理情各方面出发进行开导。崔某放弃了消极躲避的想法,开始积极配合法院工作。另一方面,法庭和镇政府不懈努力地与村民沟通,释法说理,帮助村民全面考虑解决方案。通过法庭与镇政府联动调解,本案最终得以调解结案。村民与崔某解除土地承包合同,崔某以土地附着物(75个大棚及相关财产)折抵其拖欠的租金及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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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研究对象是西藏,每年都要去西藏各个地区进行田野调研,遇到过很多教育改变命运的案例。例如,2023年9月初,我在西藏林芝朗县调研的过程中,遇到一位热情的“90后”藏族司机多杰,他通过个人努力奋斗,从事运输业、挖虫草等辛勤劳动积累财富,随后购买并出租挖掘机,在朗县拥有两套藏式独院别墅,在林芝市也购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,生活水平大大提高。多杰本人没有考上大学,一直深感遗憾,因此非常重视家人的教育,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林芝市接受更好的教育。在多杰帮助下,他的弟弟和妹妹到县城的寄宿制学校读中学,后来考上了西藏民族大学。类似这样的案例,我们在西藏调研过程中遇到的不在少数。
我身边来自西藏的藏族同事和朋友,很多都是通过寄宿制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。我的好朋友卓玛教授,生于1954年,由于她家住在八一镇,为了上学,就得在离家20多公里外的县小学住校。20世纪50年代的住校条件远不如现在,十几个孩子睡大通铺,吃的东西也要自己带,小学毕业后,她继续在林芝县(现林芝市巴宜区)读中学,仍是平时住校,周末回家。
1971年,卓玛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(现中央民族大学)念本科,1976年初毕业后回到西藏工作,成长为一名在西藏高校从事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。她对我说,当时学校条件虽然不如现在好,但若不是因为当时学校推行寄宿制,她就无学可上了。因为西藏地广人稀,只有县城才有正规学校,想要接受教育,就只能去县城的学校住校。
在墨脱县从教20多年的格桑德吉认为:“曾经我们教育的目标是来得了、有地住、有学上;现在变成了上好学。”然而,对于西藏教育的发展,一些人要么看不见,要么视而不见,甚至别有用心,刻意抹黑。其实世界上不少地方都有寄宿制学校,一些国家出现了问题,应检讨自身,并采取实际行动认真解决,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,以西方殖民视角来想象和污名化今天中国西藏的寄宿制教育。
当然,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,在地域辽阔的雪域高原办教育十分不易,而要把基础并不雄厚的西藏现代教育办好更难,当前西藏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,如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、师资力量不足、教育质量还不能满足民众越来越高的需求等。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,社会各界也以不同方式支持西藏地方教育的发展,为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付出宝贵努力,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教育的明天会更加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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